孔子作为传统中国文化的楷模，自汉中“独尊儒术”结束子学时代以来，一直占据着主流意识形态的位置，其显学地位以及与政权的合二为一使其逐渐演变成一种社会化的宗教。历朝历代孔子都被奉为圣人，其儒学甚至默化为中国人的一种气质。

然而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等几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孔子被生硬地拉下神坛，作为一种社会进步的阻碍因素受到前所未有的诋毁，儒学也在慢慢的被解构，孔子及其儒学终于被打压得哑口无言。

但是孔子虽然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抑制，其文化的脉搏却一直未停息，相关的学术研究一直在边缘地带进行着，中国人潜意识里所隐藏的孔子因素也时常显现。尤其是随着亚洲四小龙等东亚儒家文化圈经济的崛起，孔子及其儒家传统逐渐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各种学术团体以及大型国际研讨会纷纷出现，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就曾于2005年在我校举办。社会上对孔子的推崇也是异常热闹，曲阜的孔子潮，古代私塾的建立，标准像的讨论，各种恢复儒学传统的倡议等等。这一切似乎预示着一股孔子热正在兴起，为了搞清有关的问题和大学生面对这股热流的态度，记者们采访了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张星九教授，试图更全面的解剖这股渐渐汹涌的热流。

   “我个人感觉孔子远远热得不够，甚至说不上热。”

记者：随着东亚儒家文化圈经济的崛起，对孔子及其儒学的关注得到极大的提高，似乎一股孔子热正在升温，那么您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您认同这是一股孔子热吗？

教授：孔子热还谈不上吧，这个热也是相对的，看从什么意义上讲，过去孔子长期受到批判，形象受到毁损，包括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文化长期以来受到中国人的鄙夷，与这个相比，现在对孔子给予重视，对孔子所代表的传统文化进行某种意义的回归，当然也可以说是一种热，但是它本身是不好界定的。我个人感觉孔子远远热得不够，甚至说不上热。

“孔子热的文化和政治意义是远远大于其在社会上的商业动机的。”

记者：请您谈谈为什么现在会出现孔子热这种现象呢？它有什么比较深层次的原因吗？

教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孔子文化自身的价值，孔子热很显然不是个人问题，实际上代表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任何一个比较大的成熟的文化系统，其代表和象征都可以保持一种强大的凝聚力，其民族认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它本身作为中国千年文化的象征，是具有永远的生命力的。

由于五四运动时期对待孔子和传统的处理过于简化，把中国近代以来落后的原因和社会问题都归于孔子和儒家，招致了很多报复，吃了很多苦头。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发现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把他们整合起来，大家在一块组成社会的纽带完全没有了。孔子文化作为几大核心文化的代表之一，有着自己核心的普适的不变的东西，对于国家的现代化和稳定，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方面有着重要作用。

同时人们总是基于对现实的理解和对孔子的需要来谈论孔子。孔子主张和谐，不要走极端，维持秩序，必须在秩序内活动，在现有的社会秩序下来谋求改进，这种思想是任何一个统治者都喜欢的，而且偏向于理性的知识分子也认为它是改革政府的一个建设性的路线，所以说孔子热也有一定的政治的因素。孔子热的文化和政治意义是远远大于其在社会上的商业动机的。

 “从儒家发展出现代化本身并不困难”

记者：在西方主导的现代化面前，孔子文化的复兴最重要的是实现与现代性的成功对接，您觉得存在这种可能吗？或者说儒家资本主义这种理念真的能够使我们更加迫近现代化吗？

教授：我觉得这当然是可能的，儒家资本主义倒是值得商榷的，今天能不能搞成一个儒家资本主义或者说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东西就很难说了。但有一点，儒家思想没有什么可神秘的，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在传统社会就是儒家化的，思想就是中国老百姓日常行为方式和智慧的一种反映。所以从儒家发展出现代化本身并不困难，比如说余秋雨写的散文《抱愧山西》，晋商在中国传统社会完全靠自身的智慧成功发展出一套现代的金融信用体系，历经革命战乱才将其摧垮。

如果谈儒家的精神，在传统社会我们很难说它是自发的，可是置身在全球化这样一个开放性的舞台上，儒家还是很容易被接纳的。他本身是很活泛的，并不僵硬，实际儒家的生活方式是大部分中国人信奉的方式，比如勤劳，敬业，诚信，在传统社会还是有的。所以中国近代的问题不是儒家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在那个时代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没有什么贡献。如果我们按照儒家思想认真实践，我们还是有希望的。

比如说在东亚其他国家，他们没有经历过比较大的政治运动，没有对自己的传统进行一种强制的剥离，很自然的在现代社会里得到继承。那些公共道德如讲究彬彬有理，互相谦让，推己及人等都是现代公民社会的特征，日本的公共生活领域的状态其实就是孔子所积极描绘的。现代化和传统的一些共同性的东西在孔子文化里还是存在的，这都是实现孔子与现代性对接的一个突破口。

“没有了社会载体，光靠知识分子是不行的”

记者：有人就说孔子热仅仅停留在学术上，精英和民众对孔子热的心态也不一样，普通民众可能是出于从众心理和民族的文化自觉，而精英则显比较的理性，他们看到了孔子在当代的意义，那您觉得我们应该怎样才能使孔子热形成一种社会共识，打破这种流向的分歧呢？

教授：很难了，孔子思想已经被彻底瓦解了，没有了社会载体，光靠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因为他们毕竟是少数，力量有限。传统社会里，像基督教文化和儒家文化都有共同点，每种文化都有自己赖以生存的社会组织与制度因素，严格来说他们都是社会体制化的，比如说基督教，它有教会，法庭，教区制度。中国虽然不像西方那样，但是中国社会体制化的表现在教育系统，它深入到广大的社会之中，表现在大的宗族，家族，乡绅，这些力量起着一些实际的示范，保存和维持功能，在现代社会，中国经历了一些重大的社会变革后，传统的组织以及教育制度没有了，在基层的乡村社会，它也没有了具体的实践着。所以使其成为共识很难，至少在目前。

“对待文明都应该采取一种包容的态度，

                   不要人为的去扶持或压制某些东西”

记者：亨廷顿在文明冲突论中曾提出非西方文明面对西方文明的应对措施，即“关起门与西方一刀两断”，“脱胎换骨，成为西方大家庭的一员”以及“非西方文化通过发展经济军事实力，共同联合起来抵抗西方文明”。您觉得中国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采取“援西入儒”能够促进儒学的发展与复兴吗？

教授：这种文化选择的谋划意义太突出了，不太好。文化是复杂的，很难有人来谋划你选择什么。不过有一点是可以做到的，不管外来文化还是本民族文化，对待文明都应该采取一种包容的态度，不要人为的去扶持或压制某些东西。我们应该相信人类社会文明的一些精华部分是可以沟通的，是普世性的，完全可以对话后混合成一种新的文化或使传统以新的形式存活下来，它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文明冲突论太过分的夸大文化之间的对立面，什么强势不强势，文化是人的产物，我们不应该分外来不外来。我还是强调文化之间有其共性的东西，只不过我们感情上人为的设置屏障，不能把文化之间的差异人为的夸大，尤其不能让精英以大众文化代言人自称，任意界定哪些是压迫的强势文化，哪种东西对人们合理有用。只要在一个开放的环境里，人们都可以自己做出选择。

“在目前的体制下，学校能做的空间很小”

记者：大学生作为一个准精英，社会未来的栋梁，对待传统民族文化上，应该负有更大的责任。除了您刚才说的体制原因外，您觉得我们学校在这方面应该作些什么呢？

教授：学校很难做，这是国家的问题，在目前的体制下，学校能做得空间很小，当然它可以开设一些相应的课程，不过一个学校的力量肯定很小。实际上这里也存在着来自西方的科学知识对人文科学的挤压，这不光是孔子面临的问题。整个社会都是急功近利的，大家都谈钱，招生就业都看哪个专业走俏，人文的东西很远根本就看不见。另外前有五四运动，接着建国后的“消灭帝修反，破除封资修”，然后市场经济的运动，在这个背景之下，儒学怎么会有容身之地。

自然科学讲究许多客观的东西，人文科学则把简化的东西用一种极端复杂的眼光来看，它尤其关注的是人的内心和情感，这些东西是最高级的，没有这些你在社会上根本没法混。就说香港的那个博士生，居然拿一万块钱去贿赂她的老师，在做人的问题上她出现了偏差，在这点上，孔子的东西就很重要了，当然做人的问题不一定要靠孔子来回答。

 “孔子未来的发展取决与中国政治的发展”

记者：您最后能不能预言一下儒学在我国的发展趋势呢？

教授：我感觉儒学的发展与我国政治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儒家对于做人，对于我们现在怎样进行公共生活，能够提供很多作为公民的道德伦理资源。但是儒家本身有它需要扬弃的地方，而且我觉得人们基于自己的理性在正常的社会，会自然的扬弃儒家的一些不合理的东西。在国际化的背景下，它们是可以统一的。

儒家之所以出现一些问题，是我们的政治出现了问题，无论对它的追崇还是贬损或否定，甚至煽动对它的仇恨，都是政治性的。所以孔子未来的发展取决与中国政治的发展，我觉得儒学应有的地位不是过热或过冷，在一个正常和健全的社会里，它自有其存在的道理，不会出现我们人为的热或冷。

在一个良好的社会里，你尊奉哪一种东西，你就选择它。各种思想，是可以互相竞争的，是可以沟通和对话的，合理的东西自然会保存下来。现在提倡孔子，假如利用国家体制力量来提倡的话，又会使它变味，这样它完全成为一种思想控制工具，历史是有它的报应的，历史上儒家符号系统和政权高度一体化，当政治出现问题时，人们就连同它的文化符号一起抛弃，这样就显得很情绪化，过激化，在军阀时期，孔子不光是情绪化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是一个过街老鼠了，未来的发展在一个开放的民主的环境里，我相信孔子思想能够放出它应有的光彩。

编者语：

的确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学，时至今日，其历史际遇不可不谓之坎坷。从曾经无所不在的显学地位，到近现代不得不委曲求全的置身于书房古籍，遭受着现实政治无处不在的侵袭与打压，再也无法名正言顺的畅行天下。然而中国人那种与生俱来的儒学气质却是任何力量都无法剥离的，孔子及其儒学所遭受的鄙夷，终将得到历史的谅解。

这些年，关于孔子的讨论，将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儒学勃兴的希望，儒学的现代性将在现实中得到不断的拓展。或许使儒学日益受追捧的倒是它特有的东方人文情怀，在现代人陷入价值失落和意义危机的时候，儒学“超越而内在”的价值体系足以给处于荒原中的人们带来某种精神的慰藉。凸现人的问题将是儒学崛起的支点。在西方现代性愈来愈空泛和空洞的今天，儒学所特有的人文关怀气质将给走向穷途末路的西方文化注入一种异质而鲜活的精神养料。

对于离我们似乎很遥远的儒学，我们在无法改变大环境的前提下，或许能做的就是尽量保持理性，在审视自己的文化时，坚持一种辩证的视角，既不为民粹派的狂热所鼓噪，也不为文化虚无主义所左右而变成文化空心人。“一箪食，一瓢吟”，我们该做的就是身体力行，不妨也尝试着做做“内圣”，也许道德的践行在这个缺乏秩序的时代能够使我们真真的体会到一种至圣的境界。

张星九教授简介：男，1956年生，山东成武人。教授，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生导师。现为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系主任。长期从事中国政治制度，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目前集中研究中国古代君主制度以及儒家政治文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