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一种完美无缺的社会形态，而只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上所要达到的一种社会状态。“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不是为概念而概念，它的提出有着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渊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和中国政治文化主体性的构建是其理论背景。其现实背景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角色的转型和中国社会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

【关 键 词】和谐社会；理论背景；现实背景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概念的首次完整提出，是2004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决定》将其正式列为中国共产党全面提高执政能力的五大能力之一。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中央提出切实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六大重点。2006年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央作出《中央关于构建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包括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原则等相关问题，是和谐社会建设的纲领性和指导性文件。

然而，尽管中央把“和谐社会”的建设放到了很突出的位置，但在有些地区、有些部门对为什么要进行和谐社会的建设仍然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构建和谐社会”理论提出的背景进行一下梳理，以便加深对和谐社会理论的理解，明确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和谐社会：内涵辨析

和谐社会指的是一种“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状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坚持以人为本，本质是公平正义，核心是协调社会各群体的利益，关键是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和谐。

在对和谐社会内涵的把握上，我们需要弄清楚的几个问题是：

1、“和谐社会”概念的提出不是为概念而概念。和谐社会理论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思想的承续。构建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具体化。

2、和谐社会指的是一种社会状态，而不是一种社会形态。和谐社会不是“后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

3、和谐社会下，各种利益矛盾、利益冲突有了较为完善的解决机制。和谐社会不是一种没有矛盾、没有对抗、没有冲突的社会状态。和谐社会下也有矛盾、冲突，但这些都应该是可控的、非强对抗性的，而且应该有较为完善的解决机制。

4、和谐社会是“和而不同”的社会，不是一律千篇。和谐社会下，人的个性应该得到充分的发挥，否则社会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

在把握和谐社会内涵的基础上，接下来将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来分别论述和谐社会理论提出的背景。

二、和谐社会理论提出的理论背景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传承，是在应对改革开放阶段性特征中应运而生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是任务和载体的关系，两者统一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全局目标下。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地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说到底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不同的历史环境，因此，它必然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继承和发展的统一。

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它是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的创造力，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和谐社会的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传。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探索，是当前中国“活的马克思主义”。

2、中国政治文化主体性的构建

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政治文化呈现多元并存的基本格局。从政治文化的基本格局来看，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成分相当复杂，王沪宁先生在《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结构》[1]一文中将中国政治文化的结构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方面来划分，其中历时性结构包括：第一，古典结构，即中国传统文化中政治文化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第二，近代结构，即近代以来维新变法、批判传统文化所形成的结构。第三，最近结构．即1949年以后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指导下形成的政治文化结构。

这种多元并存的局面尽管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其负影响也是极其巨大的：第一，长期处于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化杂糅之下的人，政治心理将趋于严重分裂的状态。而严重的分裂状态必然导致认同的危机，进而危及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第二，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政治文化转换的复杂性与长期性。李泽厚指出，孔子创立的血缘心理、人道、人格组合的思维模式这一有机整体对中华民族起了其他任何思想难以与之匹敌的巨大作用。[2]第三，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政治文化的碰撞与冲突随着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推进而加深。

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构建中国政治文化的主体性。它一方面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主导，但同时也应该吸取更多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以及西方政治文化的先进之处。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正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和合”观念的吸收，是中国政治文化主体性构建的又一创举。

三、和谐社会理论提出的现实背景

1、中国共产党领导角色的转换：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

自改革开放以来，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角色转型的讨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80年代中期的尝试由于其后的“政治风波”而被迫中断。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这种呼声又慢慢浮出水面。特别是到了新世纪，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种转变就具有了更为迫切的现实要求。下面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历史做一简短回顾。

作为革命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始，确认阶级对立，强调敌我分析，最终通过武装革命获取政权。从1921年到1949年，尽管局面数变，但在明确的政治诉求下，一套坚硬的纪律、一位强势的领袖、一个动员能力强大的“主义”，成就了一支“特别能战斗”的政党队伍。

尽管如此，获得政权后的中国共产党却将浓厚的革命色彩带入到执政初期。1949年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司执政党之职，而难脱革命党之经验、思维与惯性，在领导上选择了“全能政党型”的执政理念与方式。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社会生活，无一例外地处在党的高度掌控之下。及至“文革”全面发动，阶级斗争再成中心，党政机构瘫痪，党政权力向个人高度集中，出现了事实上的“领袖替代型”执政方式，形成十年浩劫。

正是在这种得失进退之间，才尽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角色转型的必要性。对此，“文革”结束之初，邓小平曾经提出三个重大问题：“执政党应该是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算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这样的一番自我发问，正等于承认政党运作有规律可循，执政党之间存在着相当的共性。中国共产党的转型势在必行。

在经济发展之下的利益觉醒与群体分化，最直接地将执政党不同于革命党的任务明晰出来，那就是整合社会力量，协调社会矛盾，维系社会秩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执政党需要代表的不再是社会的某一部分，而是整体社会的利益。因此，要求化解矛盾、协调关系的“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题中之义。

2、中国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分配不公凸显社会张力

今年年初，胡锦涛总书记于2月19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再次提到了目前社会是“发展的黄金期”和“矛盾的凸显期”。所谓发展的黄金期，就是任何一个国家进入这一时期都会有大的发展和大的举措，例如中国从新世纪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修建青藏铁路和南水北调等。所谓矛盾凸显期，就是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引起的矛盾比较集中的时期。首先，人民内部利益矛盾错综复杂，从中折射出国家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其次，人民内部各阶层的分配差距拉大。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扩大，分配不公矛盾凸显。

如果说革命党所面对的主要是“主义”的话，那么执政党要面对的则是众多的“问题”。这一趋势，经过20余年经济改革的推演，已经极为清晰明确。正如此前“改革大讨论”热潮所一一展现出来的，住房问题、医疗问题、教育问题、行政垄断问题、农民工问题、社会保险问题、贫富分化问题、腐败治理问题……这样一个还可以继续拉下去的问题名单，正是执政党需要一一完成的“课堂作业”。而其中，摆在执政党面前的关键问题则是由于社会分配不公导致的社会关系紧张和各种社会矛盾冲突。下文对贫富差距这一当前最为敏感的问题的分析揭示了这一点。

国际公认的标准：基尼系数[3]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中国社科院收入分配课题组曾根据城乡入户调查数据估算出2002年全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54，世界银行估算出200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47，都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中国的收入差距进入了差距过大的区间。从那时开始，关于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的讨论骤然升温，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已比较严重，如果不加控制，将引发社会动荡和经济萎缩。

为此，今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专门召开会议。这个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的中国最高决策层的会议，对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做了全面部署。由此也可见中央对此问题的高度关注。

正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和谐社会的建设也就成为了本届党和国家领导人最为关注的问题。其最重要的考虑就是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利益，保持社会的稳定、协调，以求得改革发展的更大空间。

构建和谐社会，任重而道不远，这就更需要我们深刻认识到责任的重大性和时间的紧迫性。在前进的道路上，尽管困难重重，但我们相信，在党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必能取得社会的和谐、进步。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年

〔2〕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