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止一次的疑惑
你说这漫漫长夜怎样度过
如今我终于懂得
什么是真正的光和热……
没有舞台,只有教五的讲台,没有迷离的灯光,只有秋日的暖阳,一位穿着旧夹克的歌者,抱一把吉他,架一个口琴,用他质朴的歌声,释放着一股令人难以忽视的力量。这股力量从98年开始,在北京的一个建筑工地蔓延开来,闯进了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香港凤凰电视台等国内各大媒体的视野:
“他给工友们唱歌,就好像在跟他的兄弟姐妹聊天,像心灵对话。”---中国青年报
“在这个莺歌燕舞的时代,他们这样的唱片注定没有什么销路”---崔永元
这位几年前还端着饭碗在北京地铁站躲警察的流浪歌手,这位曾经在建筑工地流汗饿肚子的打工青年,如今是全国杰出进城务工青年,打工青年艺术团团长,工友之家总干事,并签约了京文唱片公司,出了两张专辑。
“我觉得自己没什么了不起。弱势群体是主流媒体对我们的误解。”演出结束后,孙恒平静的说。
离家出走:孤单伴着自由
1998年,孙恒独自一人背着吉他离开了河南开封的一座村子,来到了北京---这个打工者眼中的改变命运的天堂。首都的繁华着实给人一种全新生活的期待,孙恒觉得自己的日子一下子自由起来了,他在清华大学北门租了一所房子,“有时候我还可以去清华里听听免费的讲座。”不过大多数时间,他还是和其他流动到北京来的打工青年一样,为生活,为出路而奔波。“因为是自己从家里跑出来,所以和家里关系不好,也没带什么钱,更不好向家里要。”10元钱对那时的孙恒来说就是一周的伙食费。“听说清华有专门卖给贫困生的便宜的饭菜5毛一份,就成天去那吃,也不好意思去太早,就等差不多午饭时间结束了,再去那大口大口的喝免费汤。”
然而,北京不断呈现的新鲜感却依然无法遮饰现实生活中孙恒心中的茫然。“我没找到我想要得东西,或者说我还是不知道我想要什么。”于是他又离开了北京在十几个省市流浪,以前在家乡当过音
以歌声呐喊:打工,打工最光荣!
“在社会主流文化中,很少有人提劳动者的价值。劳动最光荣?那是傻子。现在大款最光荣!”孙恒在谈起他这些年在城市的一些感受时有些气愤。“我小时候爸爸妈妈
孙恒觉得劳动者意义广泛,凡是不偷不抢,凭自己的力量去做事,去生活的人都应该受到尊重。“但是现在你就会发现,体力劳动得不到尊重。这是极不和谐的阿!有谁去尊重过建筑工地的工人?有谁去尊重清洁工?现在我们这个社会恶劣到什么程度?你一提到劳动者别人都觉得你是傻子?这难道还不够极端?还不够不和谐吗?尊重了吗?”面对“你到底如何觉得这些打工青年得不到尊重”这个问题,孙恒显得很激动“难道一年到底干了那么多我们一年的工资都不给我们,尊重了吗?我们盖了一辈子的房子,干了一辈子,连房子都买不起,尊重了吗?我们的孩子上不起学,尊重了吗?”
他的质疑让我们无言以对。“今天提和谐社会是很及时的,因为社会已经不和谐了。每一个社会里头每一个历史时期,凡是它提什么的时候就是他最缺什么的时候。”
前赴后继的打工者:“今天我们多建一所学校,将来就会少建一所监狱。”
“第一代打工的出来之后,他们能忍受很恶劣的生存条件。他们有一个希望就是自己的孩子可以改变。第二代现在上学的孩子,他们心理上承受了更多的痛苦。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希望了,他们不可能再回到家乡去了。第一代工友他们还有一个退路---‘我还可以回到家乡去,我还有地。’第二代孩子他们是在北京出生的,你让他们回去种地?不可能拉!但是在城市中又得不到公正的待遇怎么办?所以他们承受的压力和困难更大。”现在的打工者群体在孙恒的眼中境况更为复杂,这2000万流动人口在他看来过不了几年就会成为一个非常显著的社会问题。“前一段巴黎青年的动乱,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前兆,如果社会不能给这些孩子公正的教育条件,公正的社会对待的话,将来这些孩子就会闹事。”“今天我们多建一所学校 将来就会少建一所监狱。”
尽管,打工青年在城市的生活很不尽人意,孙恒并不反对农村的城市化进程。“农村大量的城市化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现象,因为流动底层人民才会进步,才有改变自己生活命运的可能性。不反对城市化,不反对工业化,整个中国的发展其实也就是一个工业化的过程,对吗?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感到不公的是付出的人得不到劳动成果。我觉得在毛主席那个时代,工人农民也很艰辛,日子过得也很辛苦,但是那个时候工人农民获得了尊重,工人农民是老大哥。你就是一个掏粪工,也能和总理握手,也能进入人民大会堂。但是今天不一样 ,今天只是人有钱人看不起底层的劳动者,这是不公平的。”
孙恒认为农村人进城的直接原因,是在农村没有事情做,在农村挣不到钱,“我们的确也有很多人对城市充满着幻想,但是你来到城市之后,就知道在城市生活是多么艰辛。”而最根本的原因则是整个国家是以城市建设为中心的,“所以城市向抽血机一样,把农村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抽到城市了。”他还建议我们好好看看17大报告,上面提出现在得这个阶段。是城市反哺农村的时候了。
面对大学生:我觉得有一点冷漠
孙恒给大学生进行演出的时候并不多,面对大学生时他觉得不如跟工友们来得直接亲切,“我觉得面对大学生有一点冷漠,大学生脱离实际生活,从情感上他们愿意去理解,但是从另一方面他们欠缺很多。大学生该为农民做点什么?觉得这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责任心问题。我没有资格告诉你该怎么做,你自己该考虑。”
大学生到农村支教的热情,一年比一年热烈,而孙恒却认为大学生如果真的要为农村做点什么的话,他们的志愿群体不该是农村的农民,而是为这些进城的流动的工友们。“打工青年们如果能在城里学到一些技术,将来再回到家乡去,我觉得这才是农村建设的主力军。”现在的工友之家每年也有很多大学生志愿者去进行志愿服务,孙恒表示自己很感激,但同时也希望大学生们不是以拯救者,而是以一个责任者,一个公民的姿态来平视这些打工青年。
曾住在清华北门的孙恒对大学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我从小放牛放羊,家里种过27亩地,只上过两年大专,但是天天逃学,后来就出去打工了。因为我觉得学那些知识没用!大学把人变成机器,变成分工很细的机器,上了这么多年大学,你觉得你以后能用到吗?可能到了社会还要重新学习,我觉得智慧比知识有用。有很多人掌握很多知识,他们很聪明,知道很多道理,但是他们不付诸行动。我觉得这样的知识就是没用的。我不敢说我有这种智慧,但我愿意去行动,我愿意为更多的人唱歌。”
孙恒有些不屑的说:“现在上大学可能只不过为了一个文凭。我们父母掏那么多钱,辛辛苦苦一辈子为你们上大学,仅仅是为了你们个人小日子过得好么?如果只是为自己谋个人利益,我觉得没什么必要学那些知识。”“教育是教书育人,很多大学都是只教书不育人。现在有几个知识分子能够真的为工人为农民说话?”他认为现在越来越多的是一种精英的垄断的贵族式的教育。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孙恒从小就放牛放羊,喜欢和大自然在一起,天天在地里玩,是个普普通通调皮捣蛋的孩子。但是出来打工的经历,对他的改变比较大,身边的最普通的最平常的人和事物给了他更多的反思,“谁也不是从小就树立远大理想,那是我们传统教科书上写的。从那些工友身上我看到了更多的希望和力量。城市的边缘人?那只是被主流所宣传所限制的,应该说我们是这个社会的主力军,无论是从人数上还是做出的贡献上。只不过现在主流的文化没有给予我们公正的待遇和认可罢了。” “打工者对城市人的态度取决于城市人对打工者的态度。我们这个判断基于主流的宣传报道,你看看报纸就会发现,对打工者的描绘负面词语远远多于正面词语。比如河南籍的打工青年又偷谁了打谁了,谁谁谁又脏乱差,又不懂法律,真的很少有人再谈劳动最光荣。”
孙恒出名了,因为他独特的身份,因为他唱歌的意义。他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他开始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实现自己的价值,无论是劳动节出唱片,全国巡演,创办农民工子弟学校,还是利用各个媒体宣传自己的团体,宣传打工青年这一群体,他都做到了,并且做的风生水起。很多人被他所感染,所感动,甚至所震撼,还有很多人认为他这种“大声唱”对于打工青年现状的改善,并不起什么实质的作用。“我们自己的发出的声音很小很微弱,但是我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上初中的时候孙恒想当歌星,但是那个幻想是破灭的,他现在不再想了,“我也出了唱片,也出了名了,但是我觉得这不是给我个人的,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力量支撑我。我是这个群体的一分子,我不是在为别人做事,而是在为自己做事情。”
孙恒笑言现在自己仍然是个打工者,一个为打工群体打工的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