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暑假已经离我们远去，似乎那些烈日下的记忆也已经淡然。但在这个时候，大学生创新实践中心的成员以及团委负责实践的文老师对于07年的暑假却并不陌生，在团委分管大学生实践的办公室里堆满了同学们做的暑期社会实践论文、成果。他们正在为暑期社会实践的评奖工作和近期正在举办的系列实践经验交流会而忙碌。

走进教五多功能的经验交流会现场，大部分座位都已经坐满，气氛热烈。当我们到教室发关于社会实践的调查问卷的时候，发现每间教师在黑板上都写有关于经验交流会的宣传信息，而很多接受调查的人对这张问卷都不怎么重视，甚至婉言拒绝：“我不想写，我要学习”。这究竟是一种怎样得落差，它是仅仅存在于同学们的表面态度，还是另有隐情？

哲院的李同学告诉我们，他今年也参加了暑期实践的申报，他们团队的点子是关于各地方的女性文化，但最终没有申请成功。分析其起自己的失败，他认为有策划的原因，有经费的原因，有审批的原因，有决心不够坚定的原因，有能力不足的原因……大概这不是他在为自己找借口，因为一次社会实践能成行、能成功。同学们确实面临着太多道坎。

最直接的问题就是有多少同学真正做过社会实践。在调查问卷的统计中我们发现，平均有30%同学做过社会实践，而且有很多同学进校4年还一次社会实践都没做过。这两个数据与申报社会实践的前夕同学们的热情比起来，有些不成比例。

策划篇

我们在团委实践办公室看到文老师和大创实践部部长忙前忙后，部长彭蛟告诉我们文老师实在是太忙了。但这些工作恐怕很少有人知道。我们从调查问卷中发现57%的同学只是耳闻过社会实践或者根本不了解实践的流程，而仅仅有6%的同学对这个流程很熟悉。这说明关于社会实践的活动的相关信息、规则，大多数人都不了解。

团委老师向我们介绍，在暑假前两个月，也就是五月份的时候，会有一个关于暑期社会实践的金点子创意方案大赛，征集同学们的想法，真正开始申报是在六月份。然而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大部分同学并不能及时知道相关的信息。一位同学向我们反映，他们是在截止日期的前三天才得到院里相关的通知，而这么短的时间根本不能充分的作实践的策划，更别说联系实践地了。的确，社会实践的策划并不是一个可以一蹴而就的工作，它要求同学有详细的方案。但究竟是为什么，大部分同学都金点子创意方案的比赛何时开始，实践策划的相关申报工作何时开展？实践部长介绍说，这些信息都会挂在未来网的校园通知一栏，另外他们会传达给每个院的团委老师或者分管实践的老师，由他们向各个班传达。但很大程度上，问题就出在了这个环节，对于那些已经做过社会实践，或者参加了所在社团的社会实践的同学来说，他们当然知道申报的时间。而对于其他同学，如果他们不上网，就很可能只能等着那份时限三天的申请表了。院系之间是有差别的，但是不可否认，大部分院系在传达方面做得不够有力。这也是现在团委和实践部着力改变的一点。彭蛟告诉我们，他们正在策划建立一个联系会，联系会是从各院生活实践部中抽调一个人到大创实践部，负责直接把实践等信息传达到各个班，避免信息的延误。

而另一方面，同学们之所以鲜有知道具体流程的，也是因为大家对这件事并没有真正重视起来。大家的热情只是在申请表发下来的几天时间内热情高涨，而没有做什么长期的准备。珞珈心源的负责人陶孝芳告诉我们，他们这次做的《大学生情绪管理——人际交往能力》是以社团的形式开展的暑期社会实践，由于学长传授了很多经验，他们从很早就开始策划了，从题目的征集筛选，到人员的确定，他们都努力把准备工作做到了前面。我们看到，最近暑期实践经验交流会在以各种形式展开，有像地下六合彩，“情牵西部”见闻交流会这样的团队自主举办的实践交流会，也有像大创实践部组织的大型的系列经验交流会，但是当大家都已对暑假开始淡忘的时候，这样的暑期交流会究竟对促进大普通同学了解社会实践有多大的作用是可以被质疑的。在采访中也有同学建议如果这样的交流会放在四、五月份效果也许会好得多。但是到那时那些成功的实践团队还保留得住多少关于实践的回忆也是一个未知数。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一些院系已经开始了这样的尝试，即在申报之前举办经验交流会。而这样的交流会也应该在实质上涉及整个实践过程中应该注意的各个事项，而不仅仅是类似成果展示这样的最终呈现。

在各种实践团中我们还发现这样一种情况：也许是优胜劣汰的缘故，很多团队成员都是强强联手，但这给平时本来就缺乏活动经验而又希望发展自己实践能力的同学增设了一道障碍。这样的现象无疑使强人变得更强，让平凡的人变得更平凡。出现这样的状况，问题不仅是由于同学们都有与强人合作的愿望，而且还在于各种各样的选拔机制，加剧了这样的两极分化。在采访某些院系的时候，它们有一条特别的筛选原则，即参加实践的同学能力要“强”。这种“强”的具体标准就是他要么是学生会干部，要么就是有丰富的社会工作经验或是实践经验。如此一来，对于那些一开始没有进入学生会和没有参加过很多社会工作的同学，他们从一开始就被拒绝在了实践的门槛外。针对这样的情况，文老师提议在以后的组队中，尽量让能力强的同学带队，且尽量照顾没有做过实践的同学，让他们参与实践。但是这种情况的扭转从根本上还需要制度上的改变。

申请篇

在真正的申请开始之后，情况也并不尽如人意。陶孝芳回忆说：“实际交的材料和网上的通知不是完全一致，而且通知上写的也不是特别详细。让我们有时会有点手忙脚乱。”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小方面。在调查问卷中，同学们普遍认为，除了兴趣以外，大家选题的一个主要参考因素就是学校的要求和时政的热点。当拿到某些院系的申请表时我们发现，大部分实践主题都关于新农村建设、和谐社会之类政治色彩很浓的内容。从团委给实践分的类别上看，学校也确实鼓励这样的实践主题。但是往往，同学为贴近这个主题而绞尽脑汁。在采访中我们发现，考虑到要吸引审批者的眼球，但又要使策划切实可行，有些团队甚至在申请之前拿出了两套方案，在实践被审批立项之后，实际上还是按照他们自己那份在做。那么是否有必要对实践的主题划定范围，学校的审批主题的方式是否合理，还需探讨。

在调查问卷中我们发现有65%的同学认为申请成功率低于40%，也就是说，大部分策划、申请都在审批这一环节被刷掉。而大部分的同学也都表示，如果申请不成功他们不会再坚持做他们所策划的社会实践。如果实践的申请变成了打击同学做社会实践积极性的事情，那么它的合理性将被质疑。院系也许会把这样的责任归咎于缺少经费，归咎于同学们的策划太过草率，但这些却并不是经得起推敲的的理由。

在采访经管院的时候，我们就惊喜地发现，该院在07年的暑期社会实践申报过程中批准了递交申请的全部团队，共147支。这比起某些学院只审批通过半数的情况简直是天壤之别，于是记者进一步询问了他们的申报审批情况。该院负责人告诉我们，之所以审批率能达到100%是因为各队的指导教师给予了各团队大力帮助，使同学选题更新颖、更专业、更有可作性，而同学自己在下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不同于其他院系把这项工作全权交给团委老师或负责实践的老师，在经管院，选题、指导、审批等工作全部是由院长及本院教授亲自组织、参与的，他们在审核中着重考虑的是课题的专业性和研究价值。而学生会只负责组织、对活动申报材料的整理和统计工作。在实践过程中，学院的领导和老师也一直给予他们帮助和指导。最终同学们也都收获了很多。由此可见，院系对实践活动的重视程度将直接影响到实践的质量。经管院的负责人还提到，相当一部分实践花销其实是由同学个人承担的，所以也许学院对于实践团队的支持并不主要在于经费上的支持，而在于在活动具体内容上的指导。

另外，我们通过网络采访了一名复旦大学学生会的重要干部，他向我们介绍说，为了避免申请过程中出现的审批偏向的状况，复旦采取了投标、竞标的方式选择优秀的实践策划。虽然这样不能完全消除其中“人情”之类的因素，但是总还是在公众的监督下进行的，相对来说计较透明，竞标的结果也是让人信服的。这样的方式也许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活动篇

真正的实践活动才是社会实践的重头戏，然而正是在这个环节，虎头蛇尾，或者没有完成实践目的的现象才慢慢显现出来。在看过很多实践活动、实践报告的文老师看来，问题主要出在这样一些环节。学校对学生的期望与学生对自己的期望有出入，社会对学生的预期过高，学生对在社会中做实践的构想过于单纯。这些都造成了一种心理上的落差，所以有一些实践活动虽然策划做得很好，但是在可行性方面有问题，即有美好的愿望但是不能完全付诸于行动。其实这一点恰恰也正是学生需要去了解社会的一个原因，有很多事情是不能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在暑期中去西藏墨脱作社会实践的跋涉者团队就遇见了这样的问题，他们初到西藏，五名队员中的一名就因为高原反应等不适决定不再像墨脱进发，少了一名队员，也部分的削弱了这个团队之后的战斗力。

但是上面这个问题的性质远没有另外一些问题来的严重，有一些团队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并没有正面问题，而是直接选择了逃避。他们不去寻求指导老师的帮助，而是找一些歪门邪道来应付交差。在一个做新农村调研的小组中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当他们到达实践地，发现当地并不像网上描述的那样积极发展经济，努力探索科学种植的方法时，他们没有如实地进行考察，而是让当地农民摆摆样子，照几张“伪造”的照片回避真正存在的问题。更有一些团队干脆自己填上自己出的调查问卷，伪造统计数据。试问这样的活动内容是不是比不参加实践活动还要恶劣，他们通过实践增长的不是进入社会的能力，而是相反，学会了造假。

俗话说“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经费问题在实践过程中显得格外突出，在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中，即使申请上了实践项目，得到了一定的活动经费，大部分团队的经费还是显得紧张，平衡这样局面的方式就是每个成员在交一部分钱，而经费问题也往往成为制约团队做好实践的一个重要的不利因素。在调查问卷中，有52%的同学认为经费是很多团队虽然有很好的点子但是没有去实践的最主要原因。在这一点上我们也不妨借鉴一个北大作社会实践的例子，他们在策划重走丝绸路的时候，请濮存昕为他们做宣传以募集资金，否则一路上花的十万多元无论对校方还是对于个人都是难以承担的。

成果与评奖篇

在团委办公室我们看到每一份实践报告都是很厚的一本，甚至有些还装订精美，像一本市面上代售的图书。我们不禁疑惑，本科生真的能做出这样的成果么？他们的成果包括什么呢？我们翻阅了几本报告，每份都是从策划书起，后面至少依次有每位队员的实践日志，论文，照片。有些还附带媒体对他们的报道，实践地的一些材料等等。其他暂且不说，几十页上百页的论文已经能够把人镇住。然而一想到有些实践团队仅仅实践了三、四天就能写出这样的宏篇巨著，还是让人拱手称叹。但是从调查问卷上我们了解到，从策划书到论文，相当一部分团队都是从网上直接下载、粘贴作成的，而真正出自学生之手的东西却也就只有四、五千字。既然如此，同学们何必费神费力费钱作一本“大书”呢。也许原因还得追溯到团委的评审倾向和整体风气上。文老师向我们分析，从直观上看一本制作精美的实践报告总要比几页纸的报告让人感觉厚重、诚恳，这样直观上的倾向必然会导致篇幅短小的报告在一开始就落选。虽然他们努力把那些从网上抄袭文章，任意编凑成果的团队从评选过程中剔除，但这样的现象也不能说是被完全杜绝。事实上，确实有很多团队能像珞珈心源那样谨慎的通过自己在实践得到一些数据，分析这些数据，并为某些问题寻找可行的解决方案。但是对于其他那些敷衍了事的团队，我们是否可以问一句：除了为了向学校交差，它们的报告意义何在？

 “我们无从说我们认为评奖公布公平，因为我们根本就看不到评奖的过程，根本就无从知道它公平与否。”一位同学这样无奈的回答我们的问题。在调查问卷中我们统计出有80%的同学认为评奖过程比较不透明或者完全不透明。谁都不能妄下断言评奖是不公平的或是公平的，但是大部分同学也确实无从知晓评奖的标准、评奖的过程。有同学建议把评奖活动做成公开的听证形式，但是我们距离这样的模式也许还有很远。事实上，团委老师向我们介绍，他们每次都是请专家评定实践成果的，但是也许同学们真正需要的还是一个透明化的评审过程。

效果

一个好的实践会给人带来很多愉快的感受。彭蛟说：“做实践让我第一次感觉到我能做成一件事，能成就一件事。”这样的成就感绝不是通过敷衍、造假就能得到的，而且好的实践的收获也不仅仅只在于个人的成就感。陶孝芳对此深有体会：“这次实践帮我增长了很多自信，在开始做这个实践的时候觉得特别吃力，但做完以后觉得自己慢慢可以适应了。这也算是我做报社负责人之前的一种实践吧。同时我也发现从实践里走出来的那些人，至少私下关系都很好了，也算是对各个部门协作的一种磨炼吧。很开心的是，每个成员都做得很认真、都很合作。”

那些优秀的团队固然是按部就班做好了实践，但我们不得不问那些被大部分人认为是失败的团队是否真的认为他们失败了，如果正如那句流行在校园的话所说，“实践就是三分之一学分 + 三分之一旅游 + 三分之一实践”，那么但凡达到任何一项实践者也不觉得失败。然而一位同学这样告诉我们，“我所在的团队，在实践过程，尤其是实践成果中处处造假，因为队长觉得只要拿到学分就很好，但是我却觉得这件事情很恶心。”也许成功与失败的标准很模糊，它与当事人的良心相关。每一件事情的意义都是个人赋予的，实践是成功是失败也都取决于参与者赋予它的意义。做陕西留守儿童调查团队的队员王平告诉我们，虽然没有申请上学校或者院系的社会实践，但是他们对此也并不在乎，他们当时决定去调查留守儿童只是凭着一股热情，希望能为构建和谐社会做点什么。文老师曾向我们列举了几条实践的意义：让学生走进社会，了解社会；为学生提供实践所学专业知识的机会；培养团队协作能力；为社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然而在作调查问卷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不少同学认为申请上社会实践才是社会实践成功的标志，这从根本上就已经忽略了实践对于大学生的意义。这种意义有时也并不像文老师所说出来的那几条那样能诉诸语言，它可能是更个人化的东西，在去西藏墨脱的实践队队长看来，那次出行让他自己一下子就进入了另一个更高的层次，但具体问到这个层次是什么，他也表示很难说清。借用一位同学在调查问卷里的一句话就是“要对自己负责任”。

Tips

显然，我们关于实践的规则还太不成熟，但是看到忙碌的文老师和大创实践部部长彭蛟忙碌的身影，以及那么多真正用心做社会实践的人，我们由衷地感到武大的实践会越办越好，同时文老师也提到武大在向浙大山东大学这样做社会实践做得很好的学校学习。但是这件事并不是仅仅有文老师和大创实践部的努力就行的，更重要的还是要唤起同学们对实践之于自己的意义的反思，以及各个院系和学校对它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