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王星拱校长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学校在狮子山上举行王星拱校长雕像揭幕仪式，意义自是非凡。笔者从事校史研究一段时间，对王校长也有一定了解，故而有一些话想说出来，以纪念这位辈受世人尊敬的老校长。

王星拱校长是武大历史上一位深得人心的校长，在他担任武汉大学校长的12年间，兢兢业业、励精图治，使武汉大学即使后来因为战乱被迫西迁乐山，在学术上和人才培养上依然辉煌甚至有胜于和平年代，所以王校长本人也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国立武汉大学第一任校长王世杰先生在自己因事离任前曾发表这样的声明：“以上种种事实，使兄弟日来感觉得十分不安。好在政府已决定请王抚五先生主持校务，各位院长、各位先生也一致表示，愿对本校未来的发展，竭力负责。近四五年来，抚五先生及各位教职员先生，对于校务发展，均竭知尽能，不辞劳苦。抚五先生忠诚劳苦，尤为全校所共仰。校事得抚五先生主持，当能平稳发展。这是兄弟的绝大安慰。”

    而那时的学生们也是对王校长钦佩有加，有一个学生殷正慈曾经这样写道： “当我初入珞珈时，尚是十余岁的懵懂女生，心目中的大学校长，是位高不可攀的巨人。在‘新生训练周’中，抚五先生莅临训话，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但见身着蓝色长袍，黑色马褂，面容端凝，举止严肃，完全是循循雅素的儒者典范。他除了勉励我们新生应如何用功读书，如何锻炼身体，德、智、体、群，四育齐头并进外，对于女生教育，尤当注意自尊自重，自强不息。在求学期间，不宜广交游，贪逸乐等等。这番谆谆告诫，十分平易近人。打破了我混沌心目中多年来的巨人偶像，他原是一位颇有古风的今之君子。”

    此后两年，因大学中缺少公公集会——如中学里的‘纪念周’之类。也就少有机会再见到校长。只听到化学系学长们互相传说：抚五先生本是一位杰出的化学教授，可惜转业行政工作，反而掩盖了他的长才。

    的确，王星拱校长本身就是一位杰出的化学家，而且历任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武汉大学理工学院院长，学术成就可见一斑。所以在这次王星拱校长的雕像揭幕仪式上，特意请化学学院的部分同学做志愿者，学校的安排也可谓是用心良苦。

    但值得欣慰的是，王校长的治学严谨以及多年从事学术的背景对于武大的学术发展却是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他关于武大的学术发展的一些意见，不仅是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对学校的学术研究以及教授和学生们有很强的安定作用，即使是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对我们有所启示。我从校史中发现了王校长1929年10月5日在总理纪念周上的演讲(《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31期)，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王校长对于学术的观点：

    “我们试看看：一种学术之影响于民族之兴衰及国家之隆替，往往都是在数十年之后。……我们研究学术，不能有求速效的心思，所以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学记》上说：‘君子之于学也，藏焉、游焉、修焉、习焉。’韩愈《进学解》上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专毁于随。’所谓志据依游，所谓藏游修习，以及所谓勤所谓专，都是要朝夕不离，优游涵泳于学术之中的意思。

    因为军事、政治、教育三种事业的性质不同，所以从事于这三种事业的人所应当采取的精神和方法，也应该不同。在政治里边，倘若使用军事的眼光，必定损失政治的效能；在教育里边，倘若掺杂政治的工作，也必定摇动教育的基础。所以我们从事研究学术的人，是要不管政治才好。

    我们在这个时候，必定要抱持不管政治的态度，才能造成研究的空气，才能希望得到学术独立的结果，才能把武昌变成文昌，才能从武汉的名义而收到文华的实在。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尤其是武大西迁乐山时期，王校长一直强调不支持学生们上战场，鼓励大家“以学术救国”，并且多次向大家强调我们这些人肩负着十年之后建设国家的重任，多次强调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王校长不仅是在倡导长远的眼光，其实他本人就是这样的一个目光长远的人。历史学院马同勋教授（现年已92岁高龄）在回忆武汉大学在乐山的那八年时，曾提起过这样一件事：在武汉大学举校西迁四川乐山之后，教授们一开始还有非常丰厚的薪金，于是大家都到繁华的街道上的租很好的大房子住，但王星拱校长却在很远的郊区买了一块地，盖上房子，围好篱笆，1939年乐山遭受轰炸，繁华地带房屋全被炸光，教师们大都无家可归，但王校长因为住的远，所以住宅毫发未损，以至于当时很多教师和学生都赞叹王校长目光长远。

    另外为人所称道的还有王校长极其清醒的头脑。应该说，在国立武汉大学建立之初的几年内，武大的崛起速度是非常之快的，很多人将其称之为后起之秀，更有不少人声明武大的发展有无限的潜力，但此时的王校长却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谦卑的心态。在1931年，王星拱先生还未当选武大校长的时候，他就曾在总理纪念周的演讲上提出武大要谨防铺天盖地的赞扬之声，不要陶醉其中而不能自拔。现在想来，也许就是这种心态使得整个武汉大学在王校长的引领下，取得了不断的进步甚至是飞跃。而这种谦卑的精神以及不骄不躁的气质，也成为了今天武汉大学的宝贵的精神财富，需要我们一代代的传承。

    说了这么多，该说一下王校长的办学理念和风格了，这个也许是最重要的。

    首先，关于大学的任务和使命，王校长 1932年12月12日在总理纪念周上的演讲《大学的任务》对其做了很好的说明，原文摘抄如下：

　　所以大学的任务，是很繁多的，但是概括起来，可以分作三方面来讲：  (甲)在道德的方面，大学应当树立国民的表率。 (乙)在知识的方面，大学应当探研高深的理论。 (丙)在技能方面，大学应当研究推进社会进步的事业。

　　有人主张：学校的教育，须得适应社会的需要。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出了学校就可以吃饭的科目，我们就去教它、我们就去学它，这就是适应。生物的适应，固然是进化历程中的重大关键，然而适应的解释，也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至于在人类社会之中，我们更不能无条件地讲适应。一个病态社会里所需要的东西，和一个健全社会里所需要的东西不同，所以要适应一个病态社会的条件，和适应一个健全的社会的条件不同。我们不能只管社会的需要是什么东西，我们应当改良社会，使社会需要它所应当需要的东西。专门的技能，是近代健全的社会所应当需要的。  

　　其次，对于武大的学术与教学，王校长的观点发人深省：　　　　

　　“武大自从开办以来，历史还不长久，在这几年中，我们专在教学方面做工夫。但是大学的任务，不仅仅在灌输已有的知识，还要在知识的世界增加未曾发现的材料，所以教学和研究并重……各国大学制度不同，有的侧重于知识之创造和连续，有的还要并重人格的培养。我们的学校是采取第二原则的。不但是教室、实验室里，要有一定的秩序，即在平素的时候，也要养成良好的学风。”

　　 再次，王校长对于本科生的学习，进而是学生的读书、治学，关心备至，对此他曾多次演讲、发文说明做学问的道理；而对于学生的保护，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王校长也做的堪称极致，为了保护好武大的爱国学生，他甚至不惜与当局有所冲突，尽管他曾一再劝诫学生不要与政府和当局作对，尽管他曾很痛心一些学生不听他的劝告而去与参加了游行示威甚至是弃学参军……而且王校长是一个很温和的人，甚至有的时候一些老师犯了错误他都会无条件的原谅而不会去整治，但当武大的学生要被抓走时，他却挺身而出力保他们的安全，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怀呢？

　　但王校长虽然有如此成就，他走过的校长之路却又远非坎坷二字所能概括。我们都很熟悉王校长是乐山八年（武大历史上最艰苦时期）的校长，但鲜为人知的是即使抛开乐山八年的艰苦不说，仅仅是在“一二九”运动中，因为学生罢课上街发动游行，王校长就曾从校长位子上辞过职。但这一切都没有把他压垮，更没有使他对武大丧失信心。那个年代，很多大学因为战事而衰落了或是灭亡了，但武大反而在乐山的艰苦条件之下，创造出了令人惊叹的成就，个中原因，怕是王校长对学校的呕心沥血当居首功。

　　后来，武大尚未完全回到珞珈山下的时候，那时的教育部一纸调令把王校长调到了中山大学。就像当年王世杰校长一样，他也洒泪告别了武大。可是不同的是，王世杰校长是离开自己苦心建造了很久的理想，而王星拱校长却是在即将回到朝思暮想了八年的家的时候，突然被迫离开。那时的他是否有怨言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晓的是，他到了中山大学不久之后，中山大学旧貌换新颜。

　　一代完人当如是。  

　　其实，我在这儿写下的很多东西都是查得到的，因为校史有根有据，只是大部分人并不知晓。

　　此次王校长的雕像揭幕仪式对于我们而言是很重要的。也许一个纪念仪式本身不代表着什么，但这样的仪式提醒着我们不能忘记那段峥嵘的岁月，不能够忘记那些为武大走到今天作出了卓越贡献的伟大的灵魂，有很多时候，对过去的反思，是对现在和未来的负责。

　　相信，我们诚恳的相信，在这种深层次的反思中，武大会走的越来越好。